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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老人变坏”“坏人变老”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靳静  敬一山 唐晓敏 …  日期:2017-6-29 9:17:15  浏览次数:

公共生活不讲规矩 跟你今年几岁真没联系

在网络社交圈里,“老人”这个群体的画像,既清晰又模糊。

一提到老人,很多一言难尽的关键词就蹦出来了:广场舞、“老人变坏”、逼婚、催生、保健品、传谣……“不孝有三,在长辈群辟谣为大”,近来红透半边天的电视广告界“四大神医”,扮演神医的演员是老人,保健药盯住的,也是老人的钱袋,因为老人“好骗”嘛!

糊涂,易受骗,顽固不化,网络社交圈里老人的形象被清晰地定义为“老糊涂”“老顽固”。可是,大多数对老人的揶揄和抱怨,论及的核心话题都是代际关系。老人的形象,是在年轻一辈的吐槽中构建起来的。

那么,真实的老人个体形象,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他们的精神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他们的诉求到底是什么?这一切其实是模糊的。

老人仿佛是公共生活的麻烦制造者。早些年,小区里的、商场前的、街心花园边上的大小广场,被大爷大妈们攻占,大音量的农业重金属风格音乐,让周围的居民不堪其扰;最近,广场舞大爷大妈又瞄上了篮球场和羽毛球场,这下,打球的年轻人自然不乐意。

洛阳一个公园的篮球场,一群小伙子和一群大爷大妈因为抢篮球场,还动了手。这场面就不大好看了。

就事论事的话,其实没多少可说。按照年轻人的说法,他们和老人家协商过,双方错开时间,但是二十几分钟的时间差,愣是没商量下来。公园的管理人员也证实了这一说法。这件事的核心问题并不在代际纠纷,也跟公共活动空间匮乏没有直接关系。开放的篮球场原本就是公共活动空间,虽说篮球少年有优先使用权,但也不是24小时都有人打篮球,要是诚心协商,不至于没有解决办法。

只是妥协这门学问,似乎很难习得。争篮球场根本不涉及什么原则问题,在旁人看来不难解决,可双方偏不妥协,那就没辙了。人与人之间,都想着自己的便利,空间再充足,恐怕也还是要打架。

匮乏的不仅是公共空间,更多是公共精神。社会的好多不适都跟公共精神缺失有关系,比如满大街乱停乱放的共享单车。对于这样的“公共灾难”,大概不管哪个年龄段的成年人,都难辞其咎。在公共生活中不讲规矩,和公共教育缺乏有关,和规矩不被敬畏有关,也和“法不责众”这种微妙的社会心理有关,说来说去,跟你今年几岁,真没有直接联系。

老人和年轻人出现纠纷,舆论总免不了一次又一次地重启“是老人变坏了,还是坏人变老了”这样的议题。可是这种讨论压根儿没有结果。把公共生活困难的责任推给某一代人,是很不负责任的。煽起的情绪,除了撕裂社会,别的什么作用也起不了。

年轻人总以为老年人糊涂、好糊弄,这是一种没来由的自大。看看《喜宴》里的老爷子,一场“婚礼”下来,一切都看在眼里,甭管儿子怎么表演糊弄,他都懂,一切都是演给他看的。

社交媒体恰恰放大了这种自大。我们总是看到年轻人上网讨伐老年人,却极少听得见老年人表达他们的立场。原因显而易见,他们不怎么会上网嘛。看起来,似乎总是老人家不讲道理、不守规矩,比方讲某个地方就有一群老人天天占着机动车道暴走,小朋友都不敢这么任性的。可是我瞅着,硬给老人和年轻人划到对立阵营、不断放大老人无知蛮横的形象的做法,其间制造的偏见和敌意,也是公共生活困难的来源之一。

群体之间的对立,最危险之处是让人丧失同理心,彼此永远不能理解彼此,填充在公共空间和舆论场里的只有冷漠。其实,要有同理心也不难,我们不是觉得老人家听“老中医”忽悠就乱买保健品特别不可理喻吗?想象一下,很多年以后,搞不好,你执着地相信某个产品,仅仅是因为它是“wuli凯凯王”代言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局限,不必觉得自己这一辈就有多高明。

少出门少惹事才算是“好老人”?

这几年关于老年人的负面新闻越来越多,涉及老年人的冲突一被曝光,“坏人变老”的标签就会贴得到处都是。老人的违法行为当然不能因为年龄而豁免,但每个年龄层都会有品行恶劣的人,为什么舆论对老年人群体特别不宽容?

广场舞大爷大妈们和年轻人争抢篮球场,双方“文抢”变“武斗”后,个别老人对年轻人的“偷袭”当然让人不齿,但诉求本身也有不得已之处。诚如很多网民所言,年轻人锻炼的地方也不多,但相比而言,城市空间中留给老年人锻炼的场地是不是更加不足?

过去只要吃饱喝足就满足的老年群体,因为物质生活的改善,精神和社交需求越来越强烈,这也必然表现为对城市公共资源的“争抢”。在一个逐步进入老龄化的社会,如果在城市空间以及公共资源的分配上,没有做好相应准备,那越来越壮大的老年群体,就容易成为社会冲突的导火索。

有人会说,老年人要锻炼空间可以理解,但表达诉求的手段要合情合理。这种话听起来正确,但对老年人太苛刻了。因为只要公共资源的分配倾向于年轻人,或者有意无意地忽略老年人,那老年人的诉求天然就难以做到“合情合理”。正如那个已经被安排为篮球场的场地,老年人只要去用,诉求就是不合理,还怎么以合理合法的手段表达呢?正是因为这种被设定的不合理,老年人更容易被整体视作不讲道理的“坏人”。

“坏人变老”的标签掩盖了复杂的现实,回避了真正的问题。当然有低素质的老年人,有些行为甚至违法,坚持法律原则即可。真正值得重视的,是在可以预见的老龄化社会到来之际,社会有没有做好准备。老年人在公共空间的锻炼和社交等需求,有没有合理的满足方式。我们不能把少数低素质老人当作所有老人的代表,不能把所有老人都扔到“坏人”的筐中。

在公共空间中,老年人处于相对弱势。从资源分配来看,他们的所得未必和他们的群体数量相匹配。因为没有充足的场地,所以他们无论跳广场舞还是暴走,总给人一种抢占地盘的感觉。在网络的公共空间中,老年人同样处于弱势,他们没有足够的代言人来表达诉求、作自我分辨。在两重公共空间的话语权都严重失衡之下,“坏人变老”的说法越来越流行,几乎变成诠释老人冲突的权威答案。显然,这是极其不公平的。

一个有着尊老文化的社会为什么却对老年人越来越充满敌意?“坏人”是一个带有道德评价意味的词语,明明是社会问题,却诉诸人性和道德,这也算是我们过去的一种传统。这种强调内省的思维,如果用在强者身上,还算是一种自律文化,但吊诡的是,现实当中往往越是弱者越被强调自律。好像被忽略的老人要自觉地在家待着,少出门少惹事才算是“好老人”。

我们过去的尊老文化,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最受重视的只是吃饱穿暖的物质兜底,对于老年人社交等精神层面的需求,缺乏社会层面的应对方案。我们还不习惯老年人用争抢的姿势,获取他们本来赢得的公共资源,这可能是很多人看到广场舞大妈潜意识感到不适的一种原因。

广场舞冲突层出不穷,恰恰证明这不是少数老人素质低下那么简单。把社会问题放在社会学的视角下寻求合理的制度化解决,而不是扔过去一个“坏人变老”的标签,这才是一个文明社会的理性。(敬一山)

没有“精神的底子” 这些老人才被当成坏人

“坏人变老了”这句话隐藏了复杂的社会命题。如果讨论止于对老人的批评和吐槽,甚至几代人之间的“互怼”,那么这个命题就成了负向的公共讨论。只有将这一代人的成长履历嵌入到中国当代的历史背景下,从中引出历史性观察和人文性的反省,话题才能有正向的价值。

和我一样的“五零后”,大体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运动频发的时期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或青年时代。在那个年代,被人们背得烂熟的一段话就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文质彬彬”与“温良恭俭让”不再是传统君子人格的示范,而成了革命的对立面,成了首先要抛弃的人格特点。今天,当年轻人呼唤年长者承担起传统文化示范角色时,却不知很多人从一开始就没有上过“这一课”。

特殊年代背景下的文化荒漠和书籍匮乏,也对当年青少年的成长非常不利。“文革”时期,整个社会以及各个家庭中,最缺的就是图书,书店里只有8个样板戏和浩然一人的作品,想读书的青少年苦于无书可读。对人的成长来说,读书是很重要的,丰富而有优秀的文学作品,给予的是良心、良知与同情性的教育。苏联作家邦达列夫讲:“一个人打开一本书,就是在仔细观察第二生活,就像在镜子深处,寻找自己的主角,寻找自己思想的答案,不由自主地把别人的命运、别人的勇敢精神与自己个人的性格特点相比较,感到遗憾、懊恼、他会笑、会哭、会同情和参与——这就开始了书的影响。”上世纪50年代的学生还有书可读,并因此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钱理群就说,他通过读安徒生的《海的女儿》而有了“精神的底子”,这篇童话所表现的对人的信念,对美好事物的信念,以及为了这个信念不惜献出一切的精神,都深深影响了他。然而后来的学生绝大多数就没有钱理群那样的机会了。这是那些被看做“坏人”的老人的悲哀——他们无缘获得这种“精神的底子”。

与其说新闻中那些老人是“坏人”,还不如说他们是性格有缺陷的人。性格的缺陷固然也有自己的原因,但那个时代的原因是不能排除的;他们的许多行为是可气的,但也是值得同情的。这些老人的人生轨迹是:中小学只受过很有限的教育,毕业后插队、进工厂,然后退休或是下岗。一辈子下来平淡无为,晚年生活限于温饱。他们没有养成阅读的习惯,精神生活贫乏,没有什么独特的兴趣、爱好。他们生活的乐趣就是吃完饭聚一聚,聊聊天,跳跳广场舞。迷恋于广场舞,说到底是一种文化阶层的标识,我们很难想象季羡林、周有光、杨绛、屠呦呦去跳广场舞。这种老年人的群体兴趣,其实表达了生活有限的可能性和无以排解的人生寂寥。

这些老人,给人的印象是很“横”,不懂事,不听话也不听劝。其实他们过去多是很听话的——老老实实忍受知识匮乏的学校教育,老老实实地下乡,再老老实实地下岗。他们中的有一些人,到退休后,觉得自己听话了一辈子,却一直因听话而吃亏,于是听不进去话了。由于觉得自己一直很吃亏,心中就常常有气,甚至是有一种“无名火”需要发泄,其行为就显得很“横”,有一种暴戾之气。这些老人,看上去很强很“横”,实际上却属于弱势群体。

十九世纪著名的地质学家莱伊尔在他的巨著《地质学原理》中讲:“回忆各民族的历史,我们往往惊异地发觉,某一次战争的胜负,怎样影响了现在的千百万人民的命运,而这一次战争,早为大多数人遗忘了。”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如今中老年人成长的特殊岁月就与一场战争相似,它影响了一代人的历史,影响了千千万万人的命运。时至今日,当我们再来讨论“坏人变老了”的问题时,应提醒自己不要把个体的人单独“提溜”出历史进行批判,而忘了那些最该反省的东西。(唐晓敏)

待你垂垂老矣依然有颗年轻的心

“老人”再度被卷入舆论风暴眼,这一回,是因为飞机。

6月27日下午,上海飞往广州的CZ0380航班发生延误,原因竟然是一名老年旅客在登机过程中向飞机发动机投掷硬币。老人自称抛掷硬币是为祈求飞行平安。侥幸的是,后面的乘客发现了老人投硬币的行为,并及时报告机组。

因为涉案老人已80岁高龄,可依法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这起案件引发了“坏老人”得不到有效制裁的讨论。其实,这位不懂飞行安全常识又心存迷信思想的老太,倒跟“变坏”扯不上什么关系。不过,她的出现不可避免地充实了“坏老人”排行榜。

广场舞大爷大妈抢占年轻人的篮球场,公交车上老人要求女子让座不成坐其身上,碰瓷老人倒在地上敲诈勒索……“老人变坏”抑或“坏人变老”构成了激烈争议的舆论景观。中国的老人不再以朱颜鹤发、博古通今、谦恭仁厚的传统正面形象示人,相反,他们被形容为揣奸把猾、目无法纪、为老不尊。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理想,很难与舆论场里一个个鲜活的老人相对应。

然而,无论理直气壮还是胡搅蛮缠,老人很少真正参与到这场形象与话语权的争夺战中。互联网上那一个个“坏老人”的案例,似乎与线下真实的老人毫无关系。缺乏申辩和澄清能力的他们,任由舆论裁决的天平倒向年轻人。百般哀叹和莫衷一是中,他们猛然发觉,自己早已不是世界的中心。

也许,传统伦理秩序曾经构想过那么一个老年人的中心。老人一言九鼎,就家族重要事项,坐在太师椅上作出最后的裁决,就像那个自称“十全老人”的皇帝。然而,种种“特例”又让人怀疑儒家理想是否在哪一段时间真正落于实践,《红楼梦》里象征封建礼教的贾母,最终被证明不过是子孙们供奉的活人偶罢了。老人像吉祥物一样无处不在,又与真实的权力日渐疏离。

无论从财富、知识还是政治权力看,天下已成为年轻人的天下。那些从常青藤大学辍学的硅谷精英,一天又一天地刷新世界顶级富豪的年龄下限;重大科学发现的黄金年龄,也通常在一个科学家的青壮年时代;自从政治竞选与视频媒介挂钩,“颜值”日益成为西方政治家拉选票的关键,年长者更多地站在年轻人身边,为后生装点若干稳重的形象,作出“送上马、扶一程”的姿态。

与老人“大权旁落”构成反差的是,老人的生理和心理年龄越来越“年轻”。杜甫云“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70岁的老人大有鹤发童颜、周游列国者。老人不再如年轻人所期待的那样“安分守己”,跳广场舞实在只是老人权利主张的入门级,更高级的玩法已被许许多多“上天入地”的老人所实践。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老人社会活动空间的扩大,意味着他们需要更多的资源。年轻人的Rush Hour(上班高峰),也是老年人赶早市、逛公园的时候,自然演化为公共交通资源的争夺;广场舞大爷大妈和篮球少年争夺场地,是两个群体对公共体育资源的争夺;独身的穷游文艺青年与挤满旅游景区的大妈旅行团,是他们对旅游资源的争夺。道德冲突只是表象,资源分配失衡才是实质。

在老少冲突中,一类观点被年轻人所欢迎:年轻人早出晚归不容易,老人应该给他们腾出空间。这种说法所对应的逻辑是:一般认为年轻人利用资源是投入社会生产的,例如在公交车享有座位能够让他们更好地休息,从而提高工作效率。诚然,老人利用资源更多用于满足个人生活和享受性需求,是纯粹的消耗,而年轻人占有资源后最终会创造新的社会资源。这种功利化的伦理逻辑不乏市场,甚至为部分老年人所赞同。

但是,正如那句“人人都有老去的一天”所说的,在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分配资源,不能只盯着眼前的功利。作为曾经的社会建设者,老年人享用社会资源的诉求理应在道义上受到尊重。他们或许已不能像在青春时代那样叱咤风云,但他们依然有权利跳动一颗年轻的心。

更多时候,社会讨厌的不是广场舞,而是破坏规则、倚老卖老的行为。先前,社会对老人的宽容,鉴于老年人垂垂老矣的现实;如今,既然老人有能力更加活跃,他们也理应遵循社会为全体成员所制定的规则。不能既想着跟年轻人抢夺资源,又要占老人身份的便宜。解决老少冲突,需要脱离年龄视角,消除对老人和年轻人共同的成见。

公平和权利平等往往来自群体界限的消泯,而非对立和强化。毕竟,跳广场舞也好,公交车抢座也罢,他们最基本的身份是公民,而非其他。(王钟的)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肖群忠:现代道德不再是非此即彼的抽象共识

中国青年报:中老年人和年轻人抢夺公共资源,体现了怎样的伦理问题?

肖群忠:代际之间占有公共资源存在客观矛盾冲突,体现着新的平等代际伦理和尊老传统的冲突。

现代社会基于尊重每个公民自由平等权利的理念,在代际关系上,联合国提出“建立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年轻人大多认同这种观念。我们的文化传统不同于西方文化,按照美国人类学家米德的解释概念,是一种“前喻文化”,即倡导年轻人向老年人学习。我国自夏商以来就有“尚齿”传统,在周代又提出了“孝道”,这些文化传统的精神实质都是尊老。在历史实践中,老臣当朝、乡治中国无不是以尊老为其精神导向的。

尊老在传统社会有其合理性。因为在传统自然经济、农业社会中,农耕经验和传统社会生活鲜有变化,年龄大意味着有经验、有智慧,“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长老统治”的文化传承和教喻功能为老人所承担。皇帝问老探老,普通人孝亲尊老是我们的民族传统和生活方式。其合理性不仅在于对老人所承载的文化历史经验的尊重,更有对年老体衰的老人的人道呵护和优待。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老人掌握信息和历史文化经验方面的优势已经消退,加之代际平等的价值观和公民权利平等的观念在年轻人中已深入人心,因此就导致了上述权利利益和代际伦理冲突。

中国青年报:现在出现老人强迫别人让座,甚至殴打不让座的人。有人认为是道德绑架、“为老不尊”,你认同这个观点吗?

肖群忠:伦理行为区别于法权行为的“必须”,其特点是“我想我愿”的自觉,年轻人给老年人主动让座是一种美德,应该受到赞美和表扬,但不能强迫。有的年轻人可能心里想,我也是买了票的,先上了车,坐座位是我的权利,我为什么要放弃这一权利呢?这种想法从法权行为的角度看不无道理。

但我们不仅是法权意义上的公民,也应该努力使自己成为讲道德、有美德的君子或者绅士。当然有些年轻人会想,我就是不想做君子、绅士,就想做一个常人、公民,但我也不是坏人、小人。这种想法和选择权应受到尊重。我们一定要克服过去那种不是好人就是坏人的善恶两极对立思维,大多数常人在二者之间。不那么好也不那么坏。

中国青年报:中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的道德话语冲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肖群忠:自然是由于古今中西价值与伦理观念的冲突引起的。我们的社会处于一个变化发展时期,古今中西的价值观念并存,有冲突也有融合,这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说到底,冲突体现为年轻人信守的现代平等代际观和老年人所信守的尊老传统代际观的对立。

中国青年报:在传统道德观中,老人是被尊崇和优待的,当下年轻人往往认为只要有行为能力,中老年人和他们都是平等的。这是否形成了一种伦理秩序的冲突?

肖群忠:是的,形成了一种伦理秩序的冲突。这个冲突的背后是价值观念和伦理观念的对立。尊老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在政治、制度生活中,甚至在学术生活、晋级升职中形成了一些诸如论资排辈、不论实绩贡献、利老抑少等弊端,但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给年老体衰的人以更多呵护和惠顾(如让座)仍有其合理性。平等意味着双方的平等,当某些年轻人痛斥老人为老不尊时,不也有很多年轻的“啃老族”“小皇帝”“杀师门”“弑亲者”吗?中国伦理重在强调做好自己的“角色义务伦理”,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个社会才会少些冲突多些和谐。

中国青年报:你认为传统伦理道德需要适应时代思潮的改变吗?

肖群忠:传统伦理道德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灵魂,肯定是需要适应时代潮流而加以改变的,但任何文化传统都有其变和不变的部分,变是文化的时代性和断裂性,不变是文化的历史性和延续性。变的是其不合理的部分,不变的是其合理的方面。尊老传统的弊端应予批判,其合理部分应被弘扬光大。平等代际观的合理性应该被弘扬光大,其局限性也要加以防范。

中国青年报:社会有可能形成一种道德共识吗?

肖群忠:如果一个社会在道德上达不成共识,就意味着这个社会在精神文化上是分裂的,社会和谐会失去价值与伦理基础。不过现代道德共识不再是那种简单化的、非此即彼的抽象共识,而是面对具体问题、经过民主商谈形成的一种包容的共识。面对问题寻求解决之道是现代应用伦理学的研究特色和基本方法,即从具体问题的解决中概括出共识。

现代平等代际伦理观应弘扬,但不能沦为拒绝高尚、履行美德的挡箭牌。也没人能从道德上绑架你,古希腊哲学家就说过,人在戴着脚镣手铐时,思想仍是自由的。中国尊老传统虽也有历史文化传统、社会运行机制中的某些弊端,但其关怀惠顾年老体衰的人道主义价值仍是有意义的。让我们为建设不分年龄而人人共享的社会共同努力。(沈杰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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